朱文、韩东等作家，策划了一份“问卷”，向“现存文学秩序”挑战。朱文说，这是要“跟另外一种写作者划清界限：如果我们的小说是小说，他们的就不是；如果他们的是小说，我们的就不是”。韩东说得更直截了当：“文学界腐败透顶……这份问卷就是为了明确我们跟他们之间的分野。”
从收回的55份“答卷”看，划清“我们”与“他们”之间界限和“分野”的目的达到了。50－80年代的作家，全都被判为“长得又矮又小，躲在政治家的石榴裙下，显得智商很低。”80年代以后产生的韩东、朱文等作家，则“产生过或正在产生着不可忽略的影响”。你看，“我们”与“他们”，界限划得多么清，分野是何等的明确啊！
我只是不明白，朱文、韩东们的“我们”与所谓“另外一种写作者”（朱文语）的“他们”，为什么不可以共存于中国文坛，平等竞争，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，而非得弄成“我们”是，“他们”就不是；“他们”是，“我们”就不是这种有我无你、有你无我的水火关系不可？何必用“问卷”“答卷”的方式非要把1919－1988年包括鲁迅在内的“他们”全盘否定不可？再说，现当代文学数以千计的“他们”，又岂是一份“问卷”和55份“答卷”所否定得了的？请恕我直言，这个“问卷”“答卷”，实质上只是“我们”的自问自答。因为，朱文说了：问卷对象“是经过挑选的”，“是大多出生于60年代”的作家。也就是说，“答卷”者与“问卷”者的文学观、价值观及志趣大体相同或相近。这就无怪乎“答卷”“对一些堪称敏感的问题，答案……惊人的一致”（传媒语）了。也可以说，“答案”与“问卷”的意向是惊人的契合了。但是，这种类乎自问自答式的一致或契合，除了满足“问卷”者的某种心理需要，究竟有什么意义可言？
韩东将当今作家分为两种：“一种是平庸的有毒的写作”；一种是“有理想热忱有其必要性的写作”。他们的写作就属于后一种。韩东还在答《南方周末》记者问时强调：“理想从来不是大路货，坚持理想是要冒风险的。不过作家终究要靠作品来说话。”这些话表明，韩东先生的作品是“有理想热忱”，是“说话”理想的。坦白说，韩东先生的作品我读得很少。偶而读一篇，寻寻觅觅却总寻觅不到作品中“理想”的倩影。比如不很久以前，读到韩东发表在《四川文学》上的一个短篇。很抱歉，篇名忘却了，内容还记得：一个失业青年，想偷点钱买张足球票。鬼使神差，偷到一个孤身老妇人家里。老妇躺在床上，指指胸前说：“钱在内衣口袋里。”他就上去把钱取了。并且，满足了老妇的欲求。此后，他需要钱就去向老妇取，并照例满足她的欲求一次。时间一长，他对老妇厌恶起来，最后至于不可忍受，便将她勒死了。案发以后，他被拘捕。在审讯中，他编造说，他爸生前爱着这妇人。这是他爸的鬼魂把老妇人勒死了……
这篇小说，是否韩东所说的“有其必要性的写作”，我不敢妄断。至于“不是大路货”、值得作家为之“冒风险”去“坚持”的理想，我确实是百思不解，遍寻不得。请教韩东先生：你与那种“平庸有毒的写作”相区别的、“靠作品来说话”的理想，究竟是什么？能说出来，大家见识见识吗？
